□刘月光

　　上中学时，王钰老师给了我一本《成语汉语小词典》，这应该算是我的第一本藏书。

　　爱人从小喜欢读书，却因为家里生活不富裕，喜欢的书没钱买，总是借别人的书看，为了不耽误归还，常常夜里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。

　　终于，我们有钱买书了，一本一本地把自己喜欢的书从书店搬回家。如今，家里最值得向人炫耀的物品，就是我们那一屋子的书。用爱人的话说：“我们的孩子再也不会因看不到书而发愁了。”

　　由于生不逢时地赶上“文革”，我们原本读书的黄金时间，被“学工”上工厂劳动、“学农”下农村秋收、烧砖、挖防空洞备战、“批林、批孔”等社会活动所取代，系统地学习文化课也就在小学那三四年。幸运的是，上中学时，我和爱人都成为校宣传组成员，在王钰老师的引导下，读了许多有益的课外书。课余时间，我们练书法、出板报、开故事会，编故事集、评论集，所有这一切，为我们后来的工作和学习，奠定了基础。书的的确确给了我们许多营养。

　　说起书，有许多记忆深刻的故事。刚结婚那些年，我和爱人住在军队的独身宿舍楼里，八平方米的小屋，我们一住就是八年。一张双人的木床上，睡着我们一家三口，还有我们的朋友——书。

　　有一天，摆在床里边高高的一摞书倒了，从女儿身边滑落，幸好没砸到熟睡的她。要不然那些像砖头一样沉的书，特别是厚厚的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，不把刚刚三岁的女儿砸扁才怪呢。我和爱人想想都后怕。不会做木匠活儿的爱人，吃力地用破木板钉了个简易书架，我用画报纸糊上，从此书上了架，放在桌子上，女儿睡觉安全了。

　　由于房间小，屋里仅有一张桌子，那是爱人写文章用的。由于桌子紧靠着床，没地方放凳子，爱人只好盘腿坐在床上写文章，写上一两个小时，常常会腿麻腰酸。床边的一把椅子成了家里的“餐桌”，三口人只能坐在小马扎上吃饭。

　　有一次，女儿出水痘发高烧，爱人不在家，我一宿未合眼。第二天，我向单位请了假，没去上班。没想到，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王菊兰，带着纪检唐书记、工会翁主席和我们党办的同志到家里看望孩子。王书记看到我家连个吃饭的桌子都没有，非要把她家的一个饭桌给我。我急忙说：“不是没钱买，实在没地方搁，等有了新房子再置办。”她根本不听我解释，让司机师傅把一个靠边站的圆桌送了过来。没想到，这张饭桌大受爱人青睐，铺上张报纸，成了他的书桌。那段时光，是他创作的高峰时期。在这张桌子上，他完成了许多获奖文章，写出了《苏宁》等许多英模人物。夜深人静，我在这张桌子上，完成了电大的作业和读师大时的论文。后来，这张饭桌与我们一起搬进了新居。

　　如今，我们有了宽敞的三屋一厅，画报纸糊的“书架”早已退休，我们在书房靠墙打了一排书柜，可仍装不下那些宝贝书。在卧室的地板上、床头上、写字台上、客厅的茶几上、吊柜上、卫生间的洗衣机上，到处都有书。书成了我们全家人最亲切的朋友。

　　哈市某机关·干部